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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年的太湖治理经验开始总结，作为其中的一项制度性创造——“河长制”，在这5年中逐渐“浮出水面”，甚至在云南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北等全国各地的水污染治理中，也频频“开花结果”。“所谓‘河长制’，就是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，负责辖区内河流的污染治理。”省太湖办主任朱铁军昨日告诉记者。据介绍，“河长制”由无锡市在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后首创。

2008年，省政府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在太湖主要入湖河流实行双河长制的通知》，决定由省政府领导、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省级层面的河长，河流流经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地方层面的河长。之后，15条主要入湖河流全面实行“双河长制”，协同推进小流域综合整治工作，取得明显成效。

至于河长的职责，朱铁军介绍，省级河长是“负责组织编制并领导实施所负责河流的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，协调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，抓好督促检查工作”；而地方河长的职责更为细碎繁杂，包括组织编制整治方案、制订河流管理办法、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督查、协调落实地方河流整治资金、定期向省级河长和省太湖办通报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展等。不过，随着“河长制”逐渐显山露水，对于这一制度的争议也一路相随。正方的意见认为，环保部门因行政权限、技术手段、人员配备等限制，对于涉及环境问题的掌控、调度往往力不从心，而“河长制”有效落实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这一基本法律制度，为区域和流域水环境治理开辟了一条新路。

但也有人指出，“河长制” 人治痕迹明显，形式重过内容。王中书，宜兴市委书记，2008年至2011年担任社渎港河长，今年3月转任漕桥河河长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表示：“‘河长制’不是一个形式！首先，它抓住了所有工作的龙头和关键。”王中书说，太湖的水由各条河流汇聚而成，而每条河影响水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，有上游的，有本地的；有工业的，有农业的；既有生活方式带来的，也有经济发展造成的……要把每条河治理好，关键中的关键，是要落实责任，而责任中的关键，就是领导。

“河长制，正是抓住了关键，落实了责任！”据了解，宜兴将河长制层层落实，将全市3699条河流全部“承包”给党政领导，河长完成河道整治任务的情况纳入政绩考核。党政领导担任河长，推动力显然超过部门。王中书举了两个例子：社渎港边原有一个奶牛场，离河较近，由于已达到相关标准，奶牛场不愿再投资进行生化处理。后来，经他协调，企业进行了深度处理，现在几乎一点味道也没有；“灵谷化工”、“协联热电”等是河畔大型企业，“对它们，地方政府往往心软”，后来在王中书主导下，这些大企业也都进行了环保改造。

“‘河长制’所体现的‘领导重视、齐抓共管’，是地方政府为应对治水这一历史使命，对于权力系统内部所作的新的制度动员。”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玉林教授对此进行了解释：“河长制”将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”发展为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承包制”，将多年来经常悬空的环保责任落实到每一级主要官员。同时，“河长制”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行政能力。

河流生态环境包罗了生产、生活、管理等众多领域，但在行政权力系统内部，河流的治理通常被看作环境、水利等少数部门的事情。“河长制”编织的治理——管理网络，形成了整个权力系统共同参与治水、相互协调的机制。不过，张玉林也提醒道，“河长制”确立的河湖治理之责及“一票否决”，只是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承担的众多责任和众多“一票否决”中的一种。“就怕经济增长这一票较河流环境这一票更具分量。

”同时，“自上而下的考核，社会与公众的缺位，也可能影响到政绩考核与问责的真实效果”。本报记者 杭春燕(原标题：河长制，能否破解水污染之困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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